【内容提要】文章基于深圳、广州、东莞的实证调查资料，运用质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珠三角地区的新生代劳务工的基本情况、特征、主体性需要及其社会支持进行了调查研究。同时，立足于本次实证研究，探讨了企业社会工作的综合服务模式、介入路径、实务方法及“一站式”的服务。
【关键词】新生代劳务工 生存现状 企业社会工作
为了解新生代劳务工的现状、内在需求及企业社会工作的现实运作环境，探索企业社会工作的介入空间，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依据，2011年6月至9月，课题组先后对深圳百旺信科技工业园、深圳富士康工厂社区、广州永和经济技术开发工业区、东莞长安区工业园等珠三角地区的新生代劳务工、企业管理者、社区工作者三个群体，进行了基本信息、生活状况、社会服务需求等议题的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在分阶段抽样的基础上，进行了整群抽样和随机抽样。共发放问卷1100份，回收有效问卷1090份，有效回收率为99.09％。其中，企业员工占800份，有效回收率为99.88％；企业管理者占200份，有效回收率为98％；社区工作者占100份，有效回收率为95％。此外，本次调查运用主位研究法，分别对22个新生代劳务工、12个企业管理者及8个社区工作者进行了深入访谈与个案分析。现将本次调查的主要研究结果分类总结如下。
一、新生代劳务工的现状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劳务工群体内部发生了深刻分化，“80后、90后”出生的劳务工逐渐取代了老一辈农民工，并成为劳务工的主要组成部分，即所谓的新生代劳务工。
(一)新生代劳务工的基本情况
第一，男性多，女性少，未婚劳务工近80％。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劳务工的性别分布较不均衡，男性劳务工占61.3％，女性占38.7％，相差22.6％；同时，76.7％的劳务工未婚，近60％的处于“单身”状态。这说明，新生代劳务工在未来将面临恋爱、结婚、生育、抚养子女等一系列人生问题。
第二，平均年龄不超过24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着主力军作用。如表1所示，新生代劳务工20岁的被调查者占总体的14.3％，30岁以下占89.6％。如此，新生代劳务工成为了当今我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
注：样本总量N＝799。
第三，高中以上学历者超过七成，但文化程度和劳动者素质有待提高。如26.2％的劳务工学历在初中及以下，高中以上学历的占73.8％。其中，中专或大专学历的新生代劳务工占36.8％，但大学及以上的占7.3％，远远低于该文化程度上企业管理者24.5％的比例。同时，81.9％的新生代劳务工认为，目前的文化水平很难实现职位提升与职业生涯的发展。
第四，外省劳务工所占比重较大，离职率高。在被调查的劳务工中，10.69％来自广东省，近90％为外来务工者。其中，来自湖南省的被调查者最多，占20.98％，其次是湖北、广西等。此外，70.6％的被调查者认为，新生代劳务工因流动性较强致使其离职率高并难以融入城市生活。
第五，成长经历与城市同龄人相似。从成长经历看，50.2％的新生代劳务工从小就跟随父母移居城市，91.5％的新生代劳务工基本不会农活。同时，87.3％的新生代劳务工认同“较之父辈，生活是优越的，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自己头脑里没有什么概念”，84.9％的认为，“忍耐力和吃苦精神不及父辈”，这与城市同龄职工十分相似。
(二)新生代劳务工的特征
作为劳务工群体中新兴的主要力量，新生代劳务工仍然面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形成的断裂的社会形态，并继续沿袭父辈厚重而奋斗的生命积淀而生存。不过，因处于观念不断开放、经济迅速繁荣、社会加速转型的特殊环境与成长背景中，新生代劳务工又形成了新特征。
第一，时代性。新生代劳务工出生于改革开放时期，现代文明和城市文明已给他们打上了较深的时代烙印。如83.2％的新生代劳务工认为物质生活的丰富促使其需要层次由生存型转向了发展型；74.9％的认为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的观念使得他们更关注个人能力建设、追求成功和自我价值的实现；79.5％的认为大众传媒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其获得了多元的价值观念、活跃的思维方式。
第二，发展性。根据生命周期理论，新生代劳务工平均年龄不超过24岁，其主要的人生任务是发展。如表2所示，新生代劳务工选择人生任务主要是学习和锻炼社会生活知识技能，并且他们特别重视恋爱、结婚、生儿育女等重要的人生事件。
第三，双重性。质性调查发现，新生代劳务工承袭了农民工群体的特征，一方面，其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已经“城市化”，呈现出认同市场经济规律、关注劳动报酬和工作环境、追求职业发展等“工人”的特性。但同时，他们很难改变以户籍为基础的社会认同与福利制度待遇等，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农民身份与部分农民的特质。由此，新生代劳务工在身份认同上形成了矛盾和冲突。
第四，边缘性。质性资料显示，新生代劳务工从“校门”到“工厂”的转变中，他们在农村没有基本的农业技能和知识，在乡土社会沦为了边缘群体。同时，在城市，他们因经济压力大、学历较低、职业技能水平低、社会认同感低及资源匮乏等，又很难融入主流社会。这样，他们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此外，本次调查也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性是积极的，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其一，注重人力资本的提升。从新生代劳务工的文化程度看，高中以上学历的占73.8％，其主要属于中专或大专；同时，新生代劳务工注重职业技能的提高，如58.7％的新生代劳务工选择需要专业技能的培训，68.6％的选择业余时间读书看报。而质性调查发现，新生代劳务工普遍注重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认为这必将为其带来更加广阔的职业空间。其二，关注个人发展和价值实现。如83.4％的新生代劳务工对工作的挑选不仅看重工资，更关注福利待遇、工作环境与发展机会，60.1％的劳务工对自己的职业理想、发展目标进行过理性设计与职业生涯的规划。其三，具有较强的维权意识。新生代劳务工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和认知程度较高，并敢于积极维护自身的权益。如超过60％的劳务工意识到需要法律咨询和维权服务；69.5％的在遇到侵权行为发生时，倾向于向有关部门与企业领导反映。其四，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如表3所示，78.1％的新生代劳务工选择在未来渴望融入城市社区；同时，33.2％的劳务工希望企业和政府能提供促进“社区融合”的服务；71.4％的认为，在陌生城市落地生根及建立社会归属感，才是其追求的幸福生活。
二、新生代劳务工的需要认识
在我国社会整体加速转型、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新生代劳务工的特征决定了其需求的多元化。根据阿尔德弗尔(C. P. Alderfer)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分为生存需要、关系需要、成长需要。而本课题在借助阿尔德弗尔的需要层次理论时，试图从社会工作“人在环境中”的角度深入理解新生代劳务工面临的各种主体性需求。
(一)生存需要
第一，工资水平相对较低，存在直接的、强烈的经济需求。如84.5％的新生代劳务工月平均收入在3000元以下，其中2001～3000元之间人数最多，占58.8％。与珠三角地区较高的经济发展与物价水平相比，以及受到自身文化程度低、技能水平低与个人期望较高等因素的影响，(“不满意”与“非常不满意”共占46.1％，见表4。)近一半的新生代劳务工对收入状况不满意。如此，多数新生代劳务工感受较明显的是收入相对较低、经济匮乏，此种状况直接影响了其生活的基本保障。
第二，工作时间普遍较长。如63.9％的新生代劳务工认为日工作时间普遍超过8小时，61.3％的选择周工作时间是6天。同时，被访问的劳务工普遍反映每天工作超过了8小时，经常性加班及一周工作超过5天。
第三，工作环境评价较低。如64.2％的劳务工对工作环境的喜爱程度是“一般”，选择不喜欢的为18.3％。据质性资料发现，这与劳务工对企业的依赖感和归属感较低有关。事实上，新生代劳务工对工作环境是非常关注的，如在“工作环境最期待的改善”调查中，超过四分之一的劳务工回答是“希望增进职工福利待遇”，再次是改善人际交往、提供心理支持。
第四，对生活环境的满意度低。其一，新生代劳务工对社区生活环境整体评价偏低，57.9％的被调查者对社区公共设施“不满意”，9.2％的表示“满意”。其二，“名列全国前茅、居高不下”的房价，不仅造成了劳务工巨大的经济压力，也成为其融入主流社会的最大障碍。如70.6％的劳务工认为，居住条件较差使得他们私人空间减少，并直接影响其休闲娱乐、发展、婚恋等多种需求的满足及融入当地社会。同时，超过5成的劳务工对居住条件表示不满意，仅有5.7％的表示满意。其三，在劳务工对生活环境的改善中，“居住环境安全、洁净”期待最高，“娱乐设施丰富”与“交通出行便利”次之。其四，与对工作环境的态度(37.3％)相比，新生代劳务工对生活环境态度的改善更明确(41.6％)，并且，他们对居住条件的期待略高于职工福利的诉求。可见，新生代劳务工对生活环境的改善需求更迫切，对生活质量的关注甚至超过了经济利益。如此，需要企业社会工作发展多样的、注重生活质量改善的服务方案。
(二)关系需要
质性调查发现，新生代劳务工对和谐关系的需要普遍高于生存需要，其主要聚焦于社会交往及其衍生的归属需要之上。进一步的访谈资料显示，社会交往和互动不仅带给劳务工行为规范和角色期待，并且，其结成的人际关系状况也是影响其生存环境和社会支持网络的重要因素。同时，问卷调查表明，60.8％的劳务工对现在的人际关系“非常不满意”和“不满意”，35.9％的希望参加社交技能的培训，55.7％的认为社交技能的提升将有力地回应和解决和谐关系的需要。
(三)成长需要
成长需要涉及劳务工群体的较高层次需求，主要包括恋爱、结婚、娱乐休闲、职业发展、压力应对等。
第一，需要完成恋爱、结婚、生育及抚养子女的艰巨任务。因企业内部劳动力分布不均衡、收入低带来的经济匮乏、人际交往技能差等因素，17.3％的劳务工表示恋爱给他们造成了较大的压力，22.8％的人表示家庭也是压力源之一，11.5％的劳务工希望政府和企业能提供婚恋辅导。
第二，休闲娱乐较少，业余时间安排不尽合理。因劳务工的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等，客观上减少了其用于休闲娱乐的时间。62.6％的劳务工希望政府和企业为其提供娱乐休闲活动，50％的希望提供活动场所。另外，在业余时间安排中，52.6％的劳务工喜欢上网，明显高于其他活动，56.3％以上的认为自己合理安排业余时间的能力不足。
第三，职业生涯规划指导缺乏，职业技能培训较少。新生代劳务工主要是围绕职业技能提高、职业发展空间拓展而衍生了多元化需求，如学习英语、电脑、礼仪、专业技能及社交技巧等。如超过58.7％的劳务工选择了专业技能培训，44.7％的选择电脑技巧培训，35.9％的选择社交技巧培训，60.8％的希望企业和政府提供职业生涯发展与规划的服务。
第四，应对压力的需要较大。质性调查发现，陌生的生活环境、高强度的工作、紧张的职业竞争以及来自恋爱婚姻家庭等方面的困扰，不可避免地对劳务工的精神世界形成了压迫感，并使其逐渐失去个人的“主体性”、工作成就感以及对工作的热情和追求。同时，问卷调查发现，在新生代劳务工面临的多重压力中，64％的选择工作压力，22.8％的选择家庭压力，17.3％的选择恋爱压力，而健康、与朋友相处及宿舍关系也给其带来了某些压力。从整体上看，劳务工的压力过大甚至已经超载，若得不到适当的疏导和释放，将对其工作与生活带来消极影响。不过，新生代劳务工在解压中也形成了其独特的策略。如52.2％的劳务工感到压力时会找朋友倾诉；在释压的方式上，男女呈现了明显的差异，91.8％的男性会选择“喝酒”，选择“购物”和“吃零食”的主要是女性(分别占63.6％和72.6％)。值得注意的是，劳务工解压也呈现出某些非理性方式，如与人吵架等方式，这需要企业社会工作提供专业服务予以改善。
三、新生代劳务工的社会支持
从功能主义取向的社会工作看，社会支持实质上是个人需要和环境资源之间实现交互性适应，需求在正式与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中得到的满足。[1]而在劳务工的社会支持系统中，家庭、企业、社区、社会组织等都是重要的环境支持主体。同时，劳务工在依靠自身能力不能满足需要时，则需要挖掘和动员其社会支持资源，以提升其能力，恢复与提高其社会功能。以下根据本次实证调查资料，将新生代劳务工的社会支持进行简要总结。
(一)社会支持的主要方式
如表5所示，当遇到困难时，77.8％的新生代劳务工选择向“朋友”寻求帮助，“同事”次之，“父母”第三，“老乡”第四，第五是“上级或企业领导”。之后，依次是社区工作站、社区居委会和社会工作者。可见，新生代劳务工社会支持现状具有十分明显的特征，即以家人、亲戚、朋友、邻里等亲密伙伴群体构成的非正式社会支持为主，而由政府、社区、民间组织、企业、社工等机构组成的正式社会支持系统提供的帮助很少。
(二)社会支持的变化趋势
质性研究发现，新生代劳务工的需求与社会支持系统的适应是一个动态过程，其发展趋势是正式的社会支持逐渐进行补充和发展，承担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具体地说，新生代劳务工社会支持的变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
第一，企业逐渐加大了对新生代劳务工发展的支持力度。首先，据笔者对企业管理人员的调查数据显示，部分企业正在为劳务工提供娱乐休闲、免费活动场所、职业生涯发展与规划、心理健康、婚恋指导、社区融入等多种服务。其中，提供最多的是娱乐休闲服务(占67.9％)，提供免费活动场所的次之(占63.3％)。其次，企业逐渐开展了以职业技能为核心的培训项目。如76％的企业管理者选择了开展专业技能培训，之后依次是电脑技巧、礼仪、英语及其他培训。再次，企业对于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也日益重视。比如，在为员工提供的活动场地建设中，70.9％的企业管理者表示企业建有图书馆，52.0％的表示建有社康中心，45.4％的表示建有工会活动室，37.2％的表示建有心理咨询室，34.7％的表示建有社区生育文化中心，33.2％的表示建有党员活动室，17.9％的表示建有其他活动场所。可见，企业因其自身利益的驱使逐渐有意识地承担起社会支持的社会企业责任，只是它们较注重劳务工的发展需要，但又回避劳务工的经济及环境等生存需要的满足。
第二，社区作为劳务工社会支持系统的中介或整合力量，上启动国家与政府层面的社会资源，下承担社会组织提供的专业服务，已在提供新生代劳务工的能力建设、增进福利水平、缓解劳资矛盾、强化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中，显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次调查发现，首先，社区已为劳务工开设了免费电影、活动场所、娱乐休闲、公益活动、歌舞表演、体育比赛、社区融入、心理辅导、交友活动、职业生涯发展与规划、婚恋指导等多元服务项目。其中，免费电影服务最为普遍(占53.7％)；提供活动场所及娱乐休闲服务开展较多；但职业生涯发展与规划、婚恋指导和法律维权服务很少。换言之，社区工作者提供的专业服务集中在娱乐休闲方面，且较多关注劳务工的生活需要，较少对职业发展等工作需要进行介入。同时，社区开设培训项目的调查数据也显示了相同的情况。其次，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社区不断加大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和建设。如80％的社区普及了社区广场，45.3％的社区建有星光老人之家，43.2％的社区成立社康中心，40％的社区向劳务工开放图书馆，37.9％的社区具备社区生育文化中心，27.4％的社区建有社区舞台。但党员活动室、义工心理咨询室、工会活动室普及率较低。可见，目前社区提供的社会支持尚未将其优势和作用充分地展示出来。
总之，新生代劳务工目前的社会支持方式不足以应对其在深刻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多元需要；同时，其社会支持系统正在向积极的方向调整、变化，但仅靠天然的调节方式很难应对问题的迫切性。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企业对生存需要的规避，消解了劳务工实现职业理想的信心。比如，调查数据显示，63.2％的劳务工对“目前的企业能实现职业理想”持悲观的态度，超过80％的对自己目前的工作状况和职业发展没有信心，其工作热情和工作成就感无从谈起。可见，在单纯的市场原则下，企业很难主动履行其应尽的社会责任。其二，社区难以应付劳务工的不断涌入所造成的问题。劳务工群体的社会流动冲击了原有的社区结构，产生并加剧了治安、劳资冲突、公共设施利用率低、计划生育、社区成员间矛盾等诸多问题。其中，治安问题最为严重，达到62.1％；员工与企业矛盾及公共设施利用率低等问题也较为突出。而这些问题的迅速恶化和升级，对社区工作者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从而呼唤更多的企业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介入。不过，调查数据又显示，企业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同度较低，仅25.8％的表示所在企业设有专业社会工作服务，46.1％的企业没有提供该类服务，30％的劳务工不了解社会工作。可见，因受到企业接受程度不一、组织机构尚未健全等因素的限制，企业社会工作服务的开展范围比较有限，尚待拓展。但是，新生代劳务工又迫切期望社工专业服务的介入。如劳务工对“专家或专业服务人员，如社会工作者”提供支持的期望值最高(占64.6％)，其次是企业管理人员(占25.8％)。因此，基于以上调查数据分析，本课题在探索适当、可行的企业社会工作介入模式时，提出应采用“企业社会工作的社区综合发展”模式。如此，才能有效地回应新生代劳务工的主体性需要和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
四、新生代劳务工的企业社会工作介入空间探索
(一)介入模式：以社区为本的企业社会工作综合服务模式
李晓凤认为，我国企业社会工作的实务运作模式在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将采用“企业社会工作的社区综合发展”新模式。[2]即以“政府领导、工会培育、社区支持、企业合作、社团运作、社会参与”的运作方式，探索性地运用企业社会工作模式解决劳务工及家庭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推展企业社会工作的综合服务。图1是笔者提出的工业型社区社会工作综合服务模式示意图。
图1工业型社区社会工作综合服务模式示意图
本文认为，工业型社区的社会工作综合服务模式具有三个特点。第一，“跨界别”的运作方式是模式的最大特点，它能有效地将各种参与主体的力量进行整合。在这种服务模式中，参与主体包括政府、工会、社区、企业、社团、社会等；服务对象主要为新生代劳务工及其家庭，也涉及企业本身甚至是社区。同时，根据服务对象的类别，可以将服务项目分为三类：针对劳务工及其家庭、企业、社区开展的各种服务。第二，综合模式能搭建一个“社区综合服务平台”，将各种资源在社区层面进行有效整合和利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区日益成为政府实施社会治理的前沿阵地和主要平台。同样，本文认为，对于企业来说，社区也必将成为企业福利服务功能拓展和职责转介的重要平台。即社区能够满足企业将一部分职能和职责扩展到社区层面，从而减轻企业负担，促进企业加强生产建设的能力。第三，综合模式建构了一支由企工、社工、义工协同合作的队伍。综合模式是在多元主体参与下、针对企业及其职工的专业化社会化的社工服务。专业化指由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作为主体，按照专业社工方法为企业及其职工推展服务的，无疑，社工就是服务的主要力量。而社会化指在社会平台上融合社会多方力量来共同参与服务。其中，义工是重要的社会力量；同时，作为服务的最大受益方即企业，需要派出人力资源部、工会等部门的工作人员(简称“企工”)参与到企业社工服务中。
可见，企业社会工作的社区综合发展模式是一个多方受益的优化平台。对于新生代劳务工来说，它可以帮助劳务工心理减压和进行情绪调适，促进其职业心理健康，提升其解决成长问题的能力建设及个人的主观幸福感；对于员工家庭，它能提升沟通技巧，营造和谐家庭的亲子关系，并促进员工良好的工作适应关系；对于企业，它可以充实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促进团队凝聚力建设，培训职业健康与安全，在提升企业员工的心理资本与社会资本时，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员工的离职率；对于社区或社会，通过关心企业与外在环境(社区或社会)的联系，开展社区层面的感恩教育讲座、发展性服务、危机介入处理及融入社区的活动等，形成地方共同体，推进当地社区建设，以共建和谐家园。
(二)介入路径：企业社会工作EAP视角下的辅导实务路径
李晓凤将积极心理学的相关理论观点运用于企业社会工作中，提出了一种新型的企业社会工作员工协助方案(EAP)的实务介入路径。即从个体和社会两个层面探讨企业社会工作EAP辅导模式的建构，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EAP心理调适的辅导——从积极心理学到心理资本的打造。积极心理学视角下EAP辅导模式的建构有三个方向，注重劳务工个人主观幸福感为核心的积极心理体验、塑造劳务工积极的人格品质、把劳务工的素质和行为纳入整个社会生态系统来考察。同时，EAP辅导可以从以下方面挖掘劳务工的心理资本，即回归真实性、开发希望、强化信心、乐观地解释生活事件、培养复原力、宽恕他人、懂得感恩等。如此，EAP辅导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技术领域，而是一个富有激情的、理性严谨的新型企业社会工作，它所表达的是对劳务工甚至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这也是造就劳务工幸福的阳光大道。二是EAP社会支持的辅导——从社会资本到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这里的社会资本是积极的，可以用“社会支持”的理论与研究为基础进行有效的测量，它关注的是劳务工的关系网络与人脉，如人际关系、信任等。从这个角度看，EAP辅导就是要打造一个团结的、包容的、支持的企业社区或共建社区文化，实施组织诊疗策略、社交支持辅导及建构社会支持网络，以此促使劳务工从创造性与联结性中获得愉悦的集体生活、共同生活、日常生活、有主体性的生活，在注重开发企业与社区的社会资本时，推进企业发展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及促进社区建设的发展。[3]由此，我们可以建构企业社会工作EAP辅导的实务介入模式。
进一步，李晓凤从三个方面探讨了企业社会工作EAP辅导模式建构的主题。第一，企业社会工作EAP辅导涉及三个基本问题，即劳务工的需求是什么、企业社会工作者怎样运用有效的手段影响劳务工、怎样维持劳务工的改变。第二，企业社会工作EAP辅导“综合发展”的专业化策略，即能力建设策略、心理调适策略、社会支持策略。第三，企业社会工作EAP辅导具有独特的专业实务原则，即能力原则、全人原则、社会人原则。相应地，企业社会工作EAP辅导也具有三个独特的维度。即“提升员工能力建设”的服务宽度，“实施员工心理调适与心理资本增值”的服务深度，“建构员工社会支持与社会资本增值”的服务广度。[3]
(三)介入方法：扩展的临床视角下的社工实务方法
刘焱根据其在某工厂担任实习社工的观察和经历，运用“扩展的临床视角”，提出了针对新员工的企业社会工作干预策略。[4]具体地说，从人与环境两方面入手，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相应地，在为劳务工提供服务之时，应注重对企业制度与宏观环境的干预，以此从根本上解决并预防劳务工问题的发生。笔者认为，EAP视角和扩展的临床视角在理论上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操作层面的不同。其中，“扩展的临床模式”是一种比较新颖的、理想的企业社工实务干预方法，它在与原企业内部结构的对接、社会工作者处理问题的介入途径与具体介入方法上，比EAP视角更具有操作性。如此，企业社工社区综合发展模式中也可以借用这种生态系统论视角，并在工业型社区平台上加以整合运用。
概括地说，扩展的临床视角将干预分为两大部分：人与环境。同时，干预的层次在两大部分中又分为宏观和微观。这样，干预就分为四个层面：具体的个人(p)、宏观的群体(P)、微观的环境(e)、宏观的环境(E)。[4]其中，对于具体的个人(p)的干预主要采用个案或个案管理的方法，即可以根据劳务工的具体问题，运用个案工作的各种干预方法；对于宏观群体(P)的干预则采用小组工作方法，而在小组层面的干预又分为针对劳务工群体与企业的干预；对于微观环境(e)的干预，主要是针对个人与其所属的组织或社群进行的，但与p层面不同的是，其关注的重点是个人与微观环境(企业、家庭、官僚机构)的关系；对于宏观的环境(E)的干预则主要是指社区工作、社会行政等方法，如政策倡导、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等。进一步，基于扩展的临床视角下的社工实务方法以及企业社会工作社区综合发展模式的设想，则可以发展出针对新生代劳务工、企业及社会的“一站式”的服务。而此种服务是生态系统理论下整合性的介入服务模式，包括个案、小组、社区以及政策倡导等多层面的服务，但不拘泥于或者特别强调任何特定的介入方法，而是取决于案主需要的系统性的介入服务方案。
【参考文献】
[1]李晓凤．社会工作的原理、方法与实务[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57—58.
[2]李晓凤．我国企业社会工作的历史演进及实务运作模式探索[J].社会工作(人大复印资料)，2011(8): 54.
[3]李晓凤．企业员工社会工作辅导介入模式初探[J].社会工作学术版，2010(9): 6—8.
[4]刘焱．以“扩展的临床视角”应对员工高流失率——以D厂新员工企业社会工作干预为例[C].广州：2011两岸社会福利学术研讨会，201: 455.
（作者单位：李晓凤系深圳大学法学院；李羿琼系福建江夏学院人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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